这两天,一篇《月薪三万,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》的文章在朋友圈热传——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,月薪三万出头,女儿在广州某外语学院附属名校读五年级,家里大头支出由老公搞定,最近却连新衣服都快不敢出手了,原因就是孩子放暑假了。
这位高管妈妈算了一笔账:女儿去一趟美国游学,10天20000元;女儿平时在家需要请阿姨照顾,5000元;7月份钢琴考级,每周要上两节钢琴课,200元一节,一共2000元;游泳班2000元;英语、奥数、作文3科培训班6000元,这么几项加起来就要35000元了。“痛苦的是你花了,心疼得不踏实;不花吧,对不起孩子更不踏实!”
去美国游学的学生在NASA太空营体验学习。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供图
有孩子一个暑假报4个游学团
记者仔细看了看,占大头的是出国游学这一项。据介绍,美国、英国这样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去的人比较多,费用也比较高,最贵的美国NASA太空营夏令营要37800元。去新加坡也是很多家长的选择,因为它是个英语国家,飞行时间5个多小时比较合理,6天一万元左右的价格很多家长也可以接受。
在杭州,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境外游学团要求四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参加,冯老师说:“有的孩子从四年级那个暑假开始,每个寒暑假各去一个国家游学,现在都上初中了。
有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,光一个暑假就报了4个游学团,马不停蹄地去了韩国、美国、英国和新加坡。他是属于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,在家里又待不住的,喜欢往外跑体验生活。还有个孩子也很特别,光是加拿大童子军夏令营就去了两次,他说很喜欢。”
非常“克制”的补课费,仍需上万元
英文1. 2万元;逻辑数学1.4万元;舞蹈7000元;看图说话1.1万元;绘画6000元……各类补课费要5万多元。
晒账单母亲感叹:养的不是孩子,是台碎钞机。
南京某幼升小学生家长以今年暑假补课为例,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英语补课总共约4000元;绘画每节课85元,一周一次,整个暑假花费680元;幼小衔接暑期班3100元;舞蹈暑期班2600元。
“这已经是非常‘克制’的补习单了,即便如此,仍需上万元。尤其是礼拜六,上午幼小衔接课程上到12点,下午12点45分又要开始学英语。”
对于即将小升初的家庭来说,花费更大。北京21世纪教育学院一项抽样调查显示,在北京,小学四年级、五年级的学生中,有92%报读过各种补习班。“关键在于小升初没有统一考试,大家才会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所谓‘大比拼’趋之若鹜。”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殷飞说。
家长为何选择“烧钱式”教育
“烧钱式”教育的背后既有炒作,更有家长的焦虑。一位家长以博弈论解释家长们争相“烧钱”的怪圈。
譬如校外补课,教育部门呼吁减负,对于家长及学生来说,选择有以下三种:
如果所有人都减负(合作),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;
其他人减负你增负(背叛),你将取得相对优势;
其他人增负你减负(背叛),你就会处于弱势地位。
权衡利弊后的家长有可能选择合作吗?绝无可能,只有互相主动增负。
另外的各种特长班、国内外游学,也是同理。
“烧钱式”教育带来的更大恶果是人为打破了基础教育所追求的起点公平。“尤其是农村孩子、底层家庭、弱势学校的学生。”江苏省社科院何雨博士认为,“在这种规则下,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各类培训、游学机构。”
但本质上来说,家长要“烧钱”,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资源,是由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,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期待,对深化教育改革的呼唤。
如不能将招录制度改革做足做透,不能坚定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化工作,教育难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,家长们互相攀比、花式烧钱的现状,就会持续上演。
寒门难出贵子,没钱就别掺和?
不久前的一篇热门网络贴文《残忍但诚实的忠告:你没钱就不要掺和这事了》引发不少人热议。此文作者是一名教育工作者,他忠告那些“教育资金相当匮乏的普通人”,没钱就不要妄谈“减负”和教育改革,因为有钱人比你更努力、更用功。
南都曾报道,某重点中学,每年高考状元,家庭背景最低也是中产。原因很简单,教育是需要投资的。富贵家庭舍得花时间、舍得砸钱,给孩子报效果最好的培训班、请最专业的家教,寒假暑假带去全球旅行。
孩子的成长最需要什么?营养、知识、视野、资源,这些东西,核心就是要烧钱。哪怕有的孩子成绩并不突出,但是没关系,家里有办法把他们送出国,并提前做好职业规划,借助一切资源,完成人才的高级定制。
穷人家的孩子,是一个人在奋斗。而富贵家庭的孩子,身后站的,是一个团队。贫富之间的差异、阶层之间的差异,会清晰地投射在孩子身上。
教育公平须保障“起点公平”
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主任殷飞认为,要缓解家长的焦虑,不能仅靠劝家长保持理性,更须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,丰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。
“为什么近几十年来,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在不断增加,但是升学竞争激烈程度不是降低了,而是更强了?这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心理在起作用,并不完全是教育本身的问题。”
“学区房、培训班,必须关注到教育资源的资本化苗头。”殷飞等教育界人士认为,本质上,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更多意义上还是社会公共产品。政府需要做更多的思考与谋划,尽可能地为起点公平、机会公平做好政策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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